读书治学与社会责任

---读罗志田的《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有感

罗志田的《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主要讲了身处过渡时代（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徘徊于读书治学与社会责任之间，即徘徊于学人与士人两种身份认同之间，而这两种身份可以说是学术和思想的载体，其落脚点是：是学术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决定学术。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的冲击，很多人都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政治上西方列强用洋枪炮弹轰开我国国门，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甲午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辛丑条约》，割占了我国多少土地又攫取了多少赔款；经济上成为附属资本主义经济的原料供给市场，国际资本主义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在资本主义国家看来，我们固然是天字第一号的市场及投资字典；在反资本的苏俄看来，我们又是产生世界革命的理想区域”；文化上西学东渐，中西学战，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被西人改变思想方式，从自认为贵中华贱夷狄，到全盘西化。在如此环境中，是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一方面不甘心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会落后于西方文化，总要找出中国文化异于世界文化的非常人之处；一方面又要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去济世救国。

“超政治纯技术”渴望做一个纯粹的学人那一类知识分子却不能躲避政治漩涡，在读书治学与社会责任之间徘徊着，现实环境破坏着他们身为读书人的清高和民族的骄傲，在寻找光明的出处中他们做了两件事：理清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希望通过革命改变亡国灭种的局面。

1、理清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近代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过程：即把“天下”两分为“世界”和“国家”，近代中国由“天下”转变为“中国”，而“天下”转变为“世界”，这也意味着中国实际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自虞、夏之间立国后，其周边无数蛮族的地域、人口、文化“无一足及中国”，与葱岭以外的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又“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所以我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中国人“视其国如天下”，国家思想不发达，乃至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后来有“中国即天下”说法的滥觞。梁启超在民元时曾说：“我国虽曰五千年古国乎，然畴昔憔悴于专制政体之下，国家重要机关，一切未备。”又曾说，晚晴中国还不是一个“国家”，“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不 少人到中日甲午战争后才开始思考国家的问题，其日益响亮的口号的“开民智”，传统中国读书人向以“天下士”自居，“从那以后，中国士人不仅接受了外在‘世界’的存在，并日渐深入地感受到中国无论是否愿意，皆难以置之世外。”那么中国将来如何顺应世界趋势以谋决胜于外竞之道？既有梁启超的中西文明“结婚”之说，以中西整体通婚方式一举改变种族文化的“进种改良”；也有邓实的让中华文明与泰西文明“结婚”而产生出“无优劣”之分的“世界文明”之说；无政府主义者则提倡废中文而使用万国新语，从而以最简捷快速的方式与“世界文明”并驾齐驱，实现世界一家人；也有说先“极力治内”以图存，然后“发为外之野蛮”，最终达成“有优胜而无劣败之国”的境界。无论如何，想要进入世界，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是好几代中国读书人向往和努力的目标，也是一个充满彷徨的探索进程。

2、希望通过革命改变亡国灭种的局面。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环顾皆强盗也，列强侵华、军阀割据，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紧张，伴随着希望和失望的乱世时代，而在这样的革命时代，许多人共同特点，即对现实的困惑和无奈。要“以非常规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既存状态”，不仅是政治领域，还是思想意识领域。以暴力为手段的政治革命有辛亥革命后共和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国民革命以“打倒军阀列强”的口号直接传承了“五四运动”时“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思想上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反对传统文化，孔孟奠基于前，宋儒改良于后，遂使君、天、父、法之四物互为基础，长期束缚国人的思想被推翻，晚晴甚嚣尘上的中西“学战”此时已内化为中国的新旧之争，还有教师索薪和学术闹学潮、学术体制和规范尚未确立、专门的学术刊物刚刚起步，这些足以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少重要事项正处发展之中；革命的结果使日常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现着古今中外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起：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相互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根本性变革的时代-商品经济的正负面力量还正在显示之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称得上是“三千年未有的大变革”。有时候，革命或许就是一种风气，一种意志，一种愿望的表达，有实际“干革命”的人，也有“想革命”和“说革命”的人。20世纪的中国史是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需要探索和处理的不仅是书本中的冷静学理论，而是时人相对直观的当下认识，为什么要革命，革命能得到什么（包括国家民族的和个人的），同时是暴力革命可能带来的损害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吴昊认为“革命”分为打倒旧政权、创立新政权和建国三个时期，清末厉行新政，虽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但上层旧官僚不免“敷衍门面”，辛亥革命在南北妥协下取得成功，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清朝帝室就像秋风落叶般消逝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以来，顽固派所日夜孜孜的就是怎样抵制革命，怎样制服革命，他们自恃清高，认为“贵中华贱夷狄”，天朝地大物博不屑与外国通商；革命派所绞心绞脑的就是怎样提高革命，怎样实行革命，创办工业（军事的、民用的）和暴力革命。面对激荡的革命风潮，知道“革命流血”的代价不菲，在种种不情愿中仍不能不接受以“血污海”为象征的政治革命，提出“无血之破坏”的主张以避免“有血之破坏”，李大钊也曾鼓吹英国式的“无血革命”（1688年，英国议会邀请荷兰执政威廉及其妻玛丽继承英国王位，赶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二世，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史称“光荣革命”。）许多多数人向往类似的非暴力的广泛革命，提倡“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但是自古以来“枪杆子出政权”，“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对很多人而言，革命不仅是解除痛苦，解决社会问题的被迫手段，还是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革命能带来思想解放以及促生新事物。

   梁启超在1923-1924年间开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课程，这三百年包括有清一朝，晚明的二十多年，民国的十来年，其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三个重要理论：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清代学术凡三变，以国初、乾嘉、道咸三点分成三个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道咸以后“新学”的主要特点有“经学讲公羊”、崇宋学、“务为前人所不为”。经古文学与经今文学的最基本不同点是以何种方式“见道”，一主张读书先识字，一主张体会经中的微言大义；崇宋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尊宋诗，严复认为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而赵宋一朝是古今变革之中枢；温故能知新，诸如经史、汉宋学、今古文等分类，从清季起出现疑问。

《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和治学取向》原拟书名有二，其另一书名是“士人与学人：近代读书人的两个面向”，这两个面向是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都像躬耕陇田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做着准备。处于多事之秋的时代，没有读书人能做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从政议政是他们的社会责任，“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关闭]